76号有多残忍（《伪装者》行动不便的梁仲春，凭什么能坐上76号当家人的位置）

《伪装者》行动不便的梁仲春，凭什么能坐上76号当家人的位置
上海76号特务机关杀害多少抗日志土
76号特工总部主要人物
1941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民国76号存活了多久
历史上76号女特务汪曼春是怎样死的
为何76号特工总部与军统相持却不落下风
曾被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的革命烈士有哪些

《伪装者》行动不便的梁仲春，凭什么能坐上76号当家人的位置

凭情商和手腕！

《伪装者》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谍战剧，里面除了胡歌、靳东、王凯三兄弟的精彩演出之外，很多的配角演绎得也是非常出彩。梁仲春就是其中非常显眼的一位配角。被大家亲切的称作，梁萌萌。梁萌萌同学在剧中是个腿脚不利落的人，为什么还能坐上76号的当家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一、管理者要情商。

首先梁萌萌虽然比较萌，毕竟是反派角色，但是经常表现出的高情商，在上级那里还是得到了很多的认可的。而且梁仲春有着反派首脑的圆滑的精髓，很多时刻都能很快的领会上层的意图，这是管理者所需的非常关键的素质。而且他是能够和汪曼春斗争的人，反过来看一下其他76处的人，都是很多初出茅庐的年轻小伙。没有阅历，没有情商，很难成为一个管理者，更难和汪曼春形成两派来相互制衡。所以梁仲春在情商上，是很优秀的管理者，所以能坐上76号当家人的位置。

二、手腕够狠。

俗话说，人不狠站不稳。在这句话上，我觉得梁仲春有着很好的诠释，在剧中很多的场面，他们抓住了重要的有线索的人，审讯是非常狠的。心狠手辣，在当时那个环境，心狠手辣，敢打敢拼，确实能够“狠”出一片天地。所以在这一点上，梁仲春可以坐上76号当家人的位置。

三、会拉拢关系。

我们知道在里面，梁仲春是借着手里的权利去做自己的小生意的，所以可以倒推一下，在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也用同样的手段来笼络上级了，能够坐在当家人的位置上，也是能够给别人进行利益的继续输送的。所以梁仲春种种原因结合在一起，是能够做76号当家人的。

你觉得呢。

上海76号特务机关杀害多少抗日志土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07-07

上海76号特务机关杀害多少抗日志土

仅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的时间内，“76”号制造的暗杀、绑架事件达三千余件，每年近一千起，诸多的抗日分子命丧76号之手。

76号特工总部主要人物

吴四宝，又名吴世宝、吴云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著名黑社会人物。1939年，吴四宝参加伪76号特工总部，从事暗杀、贩毒、绑架、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1942年被毒死。

李士群，出生于1905年，民国十大汉奸之一，浙江遂昌人，毕业于上海大学。早年曾参加群众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中国国民党，又在抗战期间投靠日本侵略者，组建76号特务组织，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仅在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76号造了三千多起血案。

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还有青帮头目季云卿的弟子充当打手。抗日战争初期，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李士群、丁默郊，在上海建立汉奸特务队伍。

扩展资料：

汪伪特务组织以极其残忍手段对付一切抗日力量，甚至曾使军统、中统在沦陷区的组织与活动几度濒于崩溃，让蒋介石、戴笠、陈果夫恨之入骨，世人对其却了解甚少。

76号特工总部是为汪伪政府而生的，它只是日本人为了保护汪伪政府专门制造出来的一个特殊工具。而汪伪政府和东北满洲国一样，都是日本人为了降低当时国人的仇恨，专门扶植起来为他们服务的统治工具，虽然日本人对汪精卫和溥仪非常客气，也给了他们很多的优待，当他们究其根本只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76号特工总部

1941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

张伯驹出生名门望族，是中国盐业银行创始人张镇芳之子，与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一并号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1941年6月5日早上8点，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168弄堂口，大名鼎鼎的文物收藏家、民国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兼常任董事张伯驹遭遇绑架，一时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

出事那天，张伯驹身穿灰色长袍，手拎黑色公文包，走出培福里16号洋房，进入一辆黑色汽车，准备去银行上班。不料，汽车刚出弄堂口，路旁突然冲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将车强行拦住，拖出司机老孔，将张伯驹挟持而去。

收藏泰斗张伯驹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投资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张振芳去世后，张伯驹接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1935年，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至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旧中国的绑架案。

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是家族内讧，还有怀疑是其他收藏家阴谋所为。张伯驹如何被勒索，如何赎出，有多种说法。

据1987年发表的郑理所写的《张伯驹传》说：“这事是汪精卫手下的师长丁锡山派人干的，这是他们常干的事，绑票可以发大财。”绑票的匪徒勒令家属到郊外谈判，“哭哭啼啼的潘素（张伯驹妻子）和张伯驹的叔老太爷一起，准时来到了郊外。对方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广东人，要张家出400万元赎票。”8个月中，经过四次谈判，绑匪降价到40万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潘素忽然想起自己当年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孙已破产，潦倒不堪。但他不忘旧交，带领潘素四处奔走。”借到40万元后，兑换成美金，将伯驹赎回。

然而，据当事人孙曜东（时为复兴银行行长）回忆，祸端肇起于盐业银行内部居心歹毒之人，外与汪伪特务勾结，设此陷阱。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汪伪特务组织头目李士群投靠日寇，并拉拢国民党军统局丁默邨投敌，建立日伪特工总部，以流氓地痞吴四宝为警察大队队长。该特工总部将沪西极司非尔路中段的76号一座花园洋房，作为其活动基地，疯狂捕杀爱国人士，制造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流血惨案。“76号”成为阴森恐怖的日伪特务的一个代名词。

盐业银行有一个经理助理，名叫李祖莱，和“76号”打得火热，充当了其财务主谋，帮他们办公司，做生意。上海盐业银行的经理调走后，李祖莱就想趁此机会谋求提升。但他与特务机关鬼混在一起，在银行大失人心，连副经理的职位都不可能让他来做。张伯驹代行上海盐行的主管职务后，李心怀忌恨，认为是张挡了他的升官之路，便串通“76号”的人策划了绑票事件。

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张伯驹在上海没有私人住宅，住在陕西北路一个叫牛敬亭的河南老乡的宅院中。当时邻居看见张伯驹被人抓走，立即告知潘素，潘素不知所措，跑去找孙曜东。孙曜东通过人打探，知悉真相，特务们用了一个特制的车子，把车中间部位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人的位置，把张伯驹塞在里面躲过了租界警察的检查。翌日，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大条（十两一根的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无奈，不停地哭泣，孙曜东的夫人吴嫣就安排潘素住在孙家，以防不测。

孙曜东当年30来岁，因其家族的声望，在上海颇有影响。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孙曜东深得周的信任，兼着他的机要秘书。对于解救张伯驹的过程，多年后孙曜东回忆说：

张伯驹出事后的第一个周六我见到周佛海，把伯驹的事讲了。周听了我的分析后，皱着眉头说：“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

既然周佛海发了话，我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他们要敲诈200根大条，我只答应十分之一，李祖莱自然是一肚子气，但李士群已向周佛海保证查清并了结此事，他也没办法。我之所以认为要给他20根大条作交换，主要是怕他手下的那帮亡命之徒撕票。

李祖莱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眼看不能不放人了，就又耍了一招，把“票”当人情送给了林之江和丁锡山。这个林之江当时是伪军4师师长，部队在浦东，市区有办事处，与“76号”斜对门。

张伯驹被带到浦东后，关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林之江派人来接头时，我拿出20根大条给吴嫣，吴交给潘素，并由吴嫣陪同潘素，把条子送到接头地点。送去二三天后（被绑8个月），伯驹就回来了。

在盐业银行档案中，还保存有关于张伯驹绑票事件的内部通信，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伯驹的经济实力已难以应付，但他仍然是贵公子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脾气，更缺乏与坏人斗争的经验，面对这种祸厄，竟然要答应绑匪的勒索，提出让盐业银行垫付赎款，并提出用他家产来担保，开列了他的可以作抵押的财产项目。

此时张伯驹名下的盐业银行的股份已经不多，与绑票价差距很大，盐业银行的董事长任凤苞明确表示银行不能垫付。而张伯驹天津的家人又表示在津房产不属张伯驹一人所有，其应分家产已不足以担保。

经过被劫事件，张伯驹痛感社会的黑暗与残酷，也感到了世态的炎凉。1942年初，他携潘素回到北平。在平卧病三个多月，病愈之后，便在这年秋天，夫妻一同流寓西安。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人称潘妃）

另据金宝山文章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赎金200万元。潘素只凑到100万元，离对方要求的数额还差一半。张家本来有古董、书画，但张伯驹对于收藏的座右铭是：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而国宝难求，万一将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当时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仿的话，搞不好银行会顷刻破产。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有关各方：帮忙只能在暗中，千万不可由银行直接出面接洽。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他领着潘素去找孙曜东。孙曜东的曾祖父是孙家鼐，当时正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周海佛的秘书。

孙曜东经过调查发现：绑架案系李祖莱主使，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曜东就直接给李祖莱打电话说：“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而李祖莱的回答是“少管闲事，不用插手”。

孙曜东

孙曜东只得将此事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闻之大怒，当下给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虽有周海佛“说话”，但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这才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为“人情”，送给正驻扎在上海浦东的汪伪头目林之江。抗战期间林之江在汪伪和国民党军统之间“脚踩两只船”，先参与刺杀准备叛变日军的前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凤岐，后参与捕杀准备行刺丁默邨的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保证“绝对奉上20根大条”。

林之江得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回到家里，潘素悲喜交集，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不多日，张伯驹一家收拾行李匆匆返回北方。

此案曾轰动一时。当时上海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案，但对其中内幕却是多猜测而无实据。有的认为是黑社会所为，其目的在于索金。有的认为张伯驹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大家，前不久才收藏了号称“墨王”的陆机《平复帖》，此乃无价之宝，因此另有背景，甚至不排除有日本人幕后指挥的嫌疑，借此获得中国文物。因为在张伯驹被绑架期间，曾有人找到张的家人，欲以低价收购其所藏文物换取索金。也有人认为这是汉奸伪军所为，借机敲诈一笔巨资，甚至还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工的一次行动，以此阻止国内有影响的人来沪，防止他们不慎落水成为汉奸。

汪伪特工?76号的“中央领导”：周佛海

孙耀东的描述非常详尽，但依然有诸多疑问。作为当事人的张伯驹及张夫人潘素女士，对这桩绑架案的内情应该是明白的，但却从来没有说明此事是由盐业银行李祖莱策划，汪伪特工所为。“文革”期间，张伯驹也曾提及此事，也只是说当年的伪军是绑架他的匪徒。另外，对“76号”的研究近一段时间也开展得很深入，李士群、吴世宝的许多恶行也被披露，他们虽然胆大包天，无恶不作，但却没有发现确实的材料证明此事是他们所为。按理说，像这样具有轰动效果的大事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以他们的胆大妄为，也不在乎留下痕迹，因为他们在当时杀人越货几乎是公开的、无所忌讳的。

再说李士群与周佛海素有矛盾，吴世宝及其手下更是胆大妄为，他们连日本人的东西都敢抢，根本就不会忌讳周佛海。再说，若是给周佛海面子，为什么还要勒索20根金条？

以上种种疑点，此案定论为“76号”所为似乎还为时过早。

关于张伯驹的收藏生涯

张伯驹沉醉于书画玩藏，尤擅鉴别字画，号称“坐鉴别字画第一把交椅”，平生收藏价值连城的古代字画无数。在张伯驹的收藏生涯中，购买《游春图》一事至今传为佳话。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提出要收购《游春图》。马霁川对张伯驹的脾气很清楚，提出800两黄金的高价。

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事隔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说，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只好先赶往北平和平门外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感到不便再转手卖给洋人，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

虽说降价，《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套居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借口张伯驹的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

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无奈只好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

民国76号存活了多久

1939年9月5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彻底覆灭
“76”号，其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汪精卫伪政权奉日军令设置于上海市的特工总部，座落于上海静安区极司非而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简称“76”号。内设酷刑拷打抗日之士。1939年9月5日，汪伪政权设立特务组织“七十六号”。
1942年，李士群的亲信、“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先被日本宪兵毒死。一年以后，李士群也被日本宪兵队的特高课长冈村少佐用同样的手段毒死。李士群死后，“76号“马上就被改组。汪伪的特工总部被撤销，另立政治保卫局，下设第一局和第二局。第一局虽仍驻“76号“原址，但权势却大不如前。1944年11月，赴日本治病的汪精卫死于日本，“76号“再降为第一局下属的上海分局，萎缩瓦解之相已经显现。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76号“也随之彻底覆灭。曾在“76号“作恶的汉奸特务头子丁默邨，于1947年被枪决。其余中层头目苏成德、杨杰等人也未逃脱惩罚，均被判处死刑。

历史上76号女特务汪曼春是怎样死的

历史上没有此人，汪曼春是电视剧《伪装者》里虚构人物，剧中的汪曼春最后死于明台与明楼的枪口下。

为何76号特工总部与军统相持却不落下风

提起汉奸，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在影视剧中点头哈腰、毫无骨头的汉奸翻译官？还是在祸害百姓手段高超，不过战斗力稀松、不堪一击的伪军汉奸部队？亦或是死不悔改、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铁杆汉奸？

汉奸剧照

然而，无论哪种汉奸，他们给大家的共同印象是：人数虽多，却是乌合之众，战斗力不值一提。应该说，这样的印象对于绝大多数汉奸来说并不算错。14年抗战期间，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人数高达百万，仅伪军人数就一度超过了在华日军的人数。

不过，虽然有如此规模庞大的汉奸，绝大部分作用不过是压榨百姓和维持治安，在与抗日武装的战斗中很少取得过胜利。不过，俗话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汉奸多了，自然什么奇葩另类也会出现。位于上海的汪伪特工总部，就是百万汉奸中的一朵奇葩。

76号特工总部

汪伪特工总部，又被称为76号特工总部，因为它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故此得名。它的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委员特工总部。当然，抗战期间位于上海的所谓国民党，指的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等大面积地区沦陷，但是，这些沦陷区内中国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国民政府也派遣了大量军统和中统特工潜伏在沦陷区，刺杀日寇和汉奸。

这种刺杀行动，自然给日本的殖民统治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当时的日军战斗力虽强，但是，由于文化不同，语言不通，日本对于大量潜伏特工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此时，日寇著名的高级特务，被称之为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决定“以华制华”。

土肥原贤二

他搜集了一大批投靠日寇的中统军统特务败类，组成了一支完全由汉奸组成的特务组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76号特工总部。当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变投敌，成为可耻的汉奸之后，毫不意外的，这个特工总部，被划归到了汪精卫伪国民政府。

当然，作为一个傀儡政权，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对76号特工总部的控制力并不强，真正的权力，依然握在日寇的手中。76号特工总部的一把手，是原中统高级特工丁墨邨，但76号特工总部的实际权力一直掌握在副主任李士群的手中。

丁墨邨和戴笠

1938年，以这两个人为首，搜罗了一大批投靠日寇的中统、军统特务，在加强上海的地头蛇青帮的部分败类，共同组成了这个令人人闻风丧胆的魔窟。

也许是知道自己当了汉奸以后毫无退路，也许为了利益已经丧心病狂，76号特工总部的汉奸们在李士群和丁墨邨的带领下，短短数年时间就制造了3000多起惨案，给抗战中的中国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而76号特工总部的恐怖之处，绝不仅仅是手段残忍，这支由叛变特工和帮派败类组成的汉奸特工组织，面对有“特工之王”之称的戴笠领导下的军统，也丝毫不落下风。

戴笠

76号特工总部成立之后，多名军统高级特工“折”在他们手里，包括有军统四大金刚之称的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最终也被76号特工总部策反。在与军统的斗争中，军统位于上海、南京、天津等多个大城市的势力被一扫而空，军统的损失，用惨重都不足以形容。

可以说，14年抗战期间，在特殊战线上，没有哪一个汉奸组织，能比汪伪76号特工总部对中国带来的伤害大。76号特工总部，已然成为日寇最凶残，也最得力的一只恶狗。

大汉奸汪精卫

然而，无论如何忠诚，无论咬人如何积极，在日本人的眼中，狗终究是狗。在于76号特工总部的斗争中屡屡失利的戴笠，终于抓住机会，他利用76号特工总部内部的矛盾和实际掌控76号特工总部李士群与日本人的矛盾。

最终，让暗自投靠军统的汉奸周佛海与日本人合谋下毒杀死了李士群。没有了李士群这个核心人物，曾令军统和中统损失惨重的76号特工总部，也再不复之前的实力。最终，汪伪特工总部被日本人拆分之后，76号魔窟就此消失。日寇投降后，曾经丧心病狂的76号特工总部汉奸们，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曾被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魔窟的革命烈士有哪些

围城》里有这样一句对白，孙柔嘉与方鸿渐开玩笑说：“捉你到沪西七十六号去受拷打。”主人公调笑时吓唬对方的“七十六号”的行为，颇有点用评书中“麻叔谋吓小孩”的功用，那么这个“七十六号”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口述者�胡老人
年龄�83岁
身份�上海市民
地点�上海市万航渡路435号
60年前，这地方不叫万航渡路435号，是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上海人都叫它“七十六号”。
那时候人们说到“七十六号”就没有不皱眉毛的，那是日本人扶植的特务机构，一个小洋楼，还有地牢呢。我不到10岁就搬到附近住，结婚后也没有搬离这里。那时，我们都不敢从“七十六号”门口过，玩耍的孩子也会远远避开。那里面就是“杀人潮，对面还有两个大“炮台”，什么时候都有持枪的日本兵，手里端着枪站岗盯着。老百姓没有人敢从这里走过去，离很远的时候就被那阵势哄走了。那时候西面墙边有一间木工间，开了一家小白铁铺，往东面乐安坊有一个杂货店，听说都是“七十六号”的固定哨岗，各式各样的小摊贩中也有暗哨。所以，“七十六号”外面有什么动静，里面很快就能知道。别说我了，就连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老居民对“七十六号”都害怕，门前多停留几分钟，你要往里面多看几眼，哪怕是普通老百姓都要被抓进去受拷打，我们弄堂就有过这样的事，被抓进去的人以后再也没见过出来。老百姓躲着还来不及呢，没人打听，里面的情况都不可能知道。进去的人都是抗日分子，都是爱国的，进去了就很难再出来了。反映革命烈士李白事迹的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就是在这里拍出来的。
过去的花园洋房都没了，现在是静安职业学校，学校中间是一个水泥的操场，边上是几幢教学楼，操场下面就是过去所说的水牢。听说那时候有天牢，也有水牢，老虎凳、辣椒水……什么酷刑都有。“七十六号”还搞暗杀，他们可没少干坏事，专门对付抗日分子。茅丽瑛就是被他们暗杀的，听老人说，参加茅丽瑛烈士公祭葬礼的群众很多。
过去学校里设有一个“七十六号”陈列室，后来听说搬到教育局去了。孤岛女杰
2005年6月19日，万航渡路上车水马龙，充满大都市的繁华气息，和上海其他道路并无区别。隔着马路的另一侧端详435号，左边是一家餐馆的大红招牌，右边是解放后建造的新式里弄，中间的一个门洞朝里，就是现在的静安职业学校。
胡老人可以安静地坐在435号前晒晒太阳，不必再有什么恐惧。但有谁知道，这里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市民提起无不心惊肉跳的“七十六号”。
“老式公馆都没了，现在就剩下一个地牢了。”学校校卫陆先生说关于当年“七十六号”的情况，他知道的并不会比胡老人多多少。按照胡老人的提示，我们寻找到了革命烈士、共产党员茅丽瑛曾就学工作的母校——上海思南路原来的启秀女中。
马文卿老人，该校已退休的语文教师，他寻找出一份材料，是1939年12月13日的《申报》。在本埠新闻版刊登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遭暗杀枪击，而凶手正是“七十六号”的特务汉奸。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茅丽瑛辞去海关工作，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先后参加过战时服务团和救亡长征团，奔赴华南和东南各省去宣传抗日。1938年茅丽瑛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她在职业妇女界名望昭著，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茅丽瑛带动和团结广大妇女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创造了反映孤岛人民抗战热情的剧本《花溅泪》、《夜上海》和《女子公寓》。按照党的指示，茅丽瑛以为难民劝募寒衣的名义，发动规模浩大的慈善义卖活动，将义卖所得救济难民、支援新四军。虽然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仍不为所动，1939年7月24日还带领俱乐部话剧团参加上海11个业余话剧团为救济难民和支援新四军在黄金大戏院举行的大规模话剧义演，为此，“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决定对她下毒手。
1939年12月12日黄昏，茅丽瑛刚刚参加完俱乐部理事会议，走下楼梯就遭到早就等候在路边的“七十六号”特务的暗算。
“电影《七月流火》就是反映她一生的革命事迹。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以茅家的名义，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报丧的启事。从16日到17日茅丽瑛遗体入殓的两天内，大概有2000多悲愤的地下党员和群众纷纷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吊唁茅丽瑛烈士，礼堂内外哀声动天，是鲁迅逝世后上海又一次规模最大的追悼活动……”
马文卿的描述，当年的《申报》如此记载：“其情绪之哀伤，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
“文学家郁达夫的哥哥郁华，当时在租界内担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因坚持对打砸报馆的‘七十六号’特务判刑，也被他们派人枪杀在汽车上。”
在抗战艰苦的岁月里，“七十六号”就如同一张阴森可怕的大网，更像一双躲藏在暗处的毒眼。60多年过去，历史的翻天覆地、岁月的日夜磨砺，“七十六号”留下的只是一个令人厌恶和警醒的名字。
特务机构“七十六号”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曾在上海扶植起一个汉奸特工机构，这个打着汪伪集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旗号的特务组织，犯下了种种罪行。因其巢穴位于沪西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故简称“七十六号”。它是后来令人提及而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
“七十六号”的创始者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李士群。他在1938年又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搜集情报的汉奸并请来了甘当汉奸的“军统”、“中统”双料特务丁默村，网罗愿意降日的“军统”、“中统”人员作骨干。另收买流氓、地痞等社会渣滓作打手，拼凑起了一个汉奸特务组织的班底。经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庆胤中佐选定，将极司菲尔路76号的原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公馆作为丁默村、李士群特务组织的驻地。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七十六号”也随之彻底覆灭。曾做恶的汉奸特务头子丁默村，于1947年被枪决。其余中层头目苏成德、杨杰等人也未逃脱惩罚，均被判处死刑。
土肥原贤二机构
19世纪初，日本确定以中国和朝鲜为侵略对象的大陆政策后，在中国建立了许多特务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一脉相承的日本陆军三大特务机构之一的土肥原贤二机构。
土肥原贤二出身一个军人世家，从14岁入仙台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开始，他先后就读过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1912年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由参谋本部派往中国，在北京特务机构任坂西利八郎中将的辅佐官，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特务生涯。
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这为他从事谍报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因其工作业绩显著，于1930年被调任天津特务机构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构长。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和以分裂中国为目标的“华北自治运动”之后，1936年3月，土肥原奉命令调回日本出任留守第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为第14师团师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国。为在占领区组织统一的伪政权，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调土肥原中将负责，称“土肥原机关”，后改称“重光堂”，在上海设办事处。该特务机构成立后，在土肥原的主持下，先后对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做工作，但并未取得成效。
川岛芳子
本姓爱新觉罗，名显，字东珍，化名金璧辉，是满清王室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肃亲王将掌上明珠送给好友川岛浪速做养女，接受严格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改名川岛芳子。从川岛浪速那儿，她接受了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收集等多方面的专门训练。
川岛芳子刺探到张作霖乘坐慈禧花车返回沈阳的具体路线和日程安排，随即向关东军总部作了详细汇报。之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从此她成为“谍报新星”，备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青睐。“九·一八”事变后，川岛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赴奉天，投靠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帐下。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关东军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成为日本军中军阶最高的女子。